硅谷还是北京，这是个问题。走和留的人都看到了一些机会。

近年，从硅谷回国创业，或者加入创新型公司的技术人才越来越多，形成了明显的人才返流现象。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甚至说，硅谷中心论已经要结束。

不过，有人也认为这种说法太早了，金字塔尖的技术和人才仍然在硅谷。

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到，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去学硅谷才能创新的时候，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两地地位悬殊的状况。硅谷到北京路越来越多人走，但顶级人才仍然稀缺。

中国正处在对人才高度饥渴的状态。钱、职业机会、商业环境铺起了一条从硅谷到北京的快车道。

2017 年，一直想创业的谷歌工程师李杰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天使投资。

按下他的命运快进键的是真格 CEO 方爱之。

4 月份，真格在硅谷办了一场交流酒会。酒会的主人是蒋为，谷歌大中华区前 CMO，当时刚刚加入真格负责在硅谷的投资，所以，那也是一次“创业者挖掘大会”，来的都是谷歌、Uber、Facebook 这些一线科技公司的技术精英。

收到邀请函的李杰，兴致勃勃地赶到了酒会。他觉得想了很久的事情可能会在那天晚上有个眉目。

他拉着有过几面之缘的方爱之，说自己想创业，AI 方向，絮絮叨叨。

听完，方爱之没有问太多问题，说，好，我们投你。

“意外，太顺利了……当时我们其实好多都没准备好。”

没办法，有的人的路上就是没有什么坑。清华硕士毕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博士毕业后，李杰进入微软做云计算项目，两年之后跳槽谷歌，开始接触 AI 项目。

2014 年，谷歌收购了英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就是后来做出了 AlphaGo 的神团队。

被收购后，DeepMind 的总部仍然在英国，同时也新建了一个部门放在谷歌本部。

这个部门和李杰所在的团队同时瞄上了谷歌的数据中心，计划从不同的场景切入利用 AI 管理数据中心。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合作。

李杰认为，是这次的合作“带他进入了人工智能的奇妙世界”。

“我一定要抓住（人工智能）这波机会。”他的想法是，既然 AI 能够大幅提高数据中心各方面的使用效率，那是不是可以搭建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计算工具。在理论上，只要有高质量的数据，有极大的人工智能使用需求，就都可以使用这套工具模型。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工智能去精英化。

他开始寻找合伙人。很快，另外两位海归进入团队，一位来自于苹果公司，另一位是李杰的师妹。很快，智易科技公司在深圳成立。

2017 年 8 月，李杰收拾好行李，在旧金山独自踏上了回国的航班。8 月 15 日，三人在深圳会合。

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经常往返于硅谷和北京。他看到的是，谷歌、雅虎这些公司出来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回来创业更多的是集中在互联网产品、人工智能领域。

华创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了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比如深鉴科技的团队。深鉴的两位联合创始人，韩松和汪玉，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一位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副教授。熊伟铭认为，科学家和教授们已经和以前的形象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和华创在同一栋楼里办公的北极光创投也投了一位不一样的教授。

2012 年寒冬的一天，郭庆华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正教授。

这一天，距离他拎着箱子走进加大伯克利分校的校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

“我们这群人现在回来，不是因为硅谷变得不好了。”这句话郭庆华说了好几遍。他不希望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故事，“对于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况且，在若干年后，他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那里。

飞机在北京落地。那个时候北京的冬天经常是雾霾重重。郭庆华是深圳人，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没有回深圳创业。直到今天，郭庆华仍然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标准答案。

在郭庆华来到北京的 6 年后，另一位科学家王孝宇抵达了深圳。

2017 年 10 月，32 岁的王孝宇从工作三年的 Snapchat 辞职，下一站是中国一家 AI 创业公司云天励飞。当时有人认为，他的归来会让国内智能安防江湖的角逐更加激烈。

王孝宇 2008 年赴美读书，在密苏里大学取得计算机工程博士和统计学硕士学位。2012 年毕业时，加入 NECLabs 做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图像识别。2015 年，跳槽到当时仅有一百多名员工的 Snap，成为 Snap 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随后，AI 的大潮兴起，王孝宇的邮箱每周要收到十封以上的猎头邮件，里面超过七成来自中国猎头。

一位猎头告诉记者，从硅谷挖人到国内，比较高端的，一单猎头费可能就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但能花得起这个钱的公司也不多，因为风险很大，说不定干个一两年就走了或者是自己创业了”。

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清华北大两所名校里，赴美留学的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学子们既有出去走走看看的躁动，又有对故土的依恋。乏善可陈的青春里，似乎之后的路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安排好。不像后来的年轻人，棱角分明，伺机而动。

对于为什么要从技术精英聚集地的硅谷回国创业。80 后的李杰、王孝宇和 70 后的郭庆华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你在大公司里的成长曲线是线性的，升职也难。太单调了，我希望每天都有新的兴奋感。”李杰对于大公司的日复一日感到厌倦，尽管他现在给自己开的工资只够在深圳租房吃快餐。

王孝宇告诉记者，当时在 NECLabs 共事的小组成员有 8 名左右，现在已经有 6 名回国创业。

“国内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电商，数据相对较多也更容易获取，在应用上走得快一点，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能制造出更多应用。”王孝宇认为。

一位仍然在硅谷和北京之间徘徊的人士也和记者谈及了一个更现实的情况：随着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收紧，未来H-1B 工作签证会越来越难申请。很多企业已经收紧了H-1B 申请政策，与往年相比减少了名额。对于初创公司来说，申请起来会更困难。

此外，在 1 月 30 日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曾透露，在未来数周内国会将对一份移民改革法案进行投票，其中将大幅缩减亲属移民。这些主张已经引发了部分美国华人的担忧。

郭庆华说，从北大出去读书时，就想着我以后要回来的。

现在，郭庆华从郭老师变成了郭总，把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节奏调成了“996”。那时候，纵使这些创业者在各自的圈子里鼎鼎大名，但消费互联网火爆的时期，他们仍然是埋头苦干的那一群。回国半年后，北京市科委给了郭庆华一笔 70 万的经费，这笔钱也是绿土的启动资金。公司成立的两年后，也就是 2014 年，绿土拿到了第一笔市场化的投资，启赋资本投的 700 万。

数字绿土的初始业务主要是用激光雷达在森林里作业，实现森林的数字化，目前聚焦在人工智能在地理信息领域的应用，发力于智能电网、数字林业以及无人驾驶地图等方向。郭庆华认为，在这个方向上，硅谷同行在硬件方面仍然跑在前面，但绿土在软件和系统集成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超越。

2016 年年末，北极光创投发现了这家公司，投资人认为绿土在做的事情和未来的智能物流可以匹配上，于是又介绍给了顺丰，两家随后一起投资了绿土的A+ 轮融资，5000 多万。

北极光副总裁赵小松主导了北极光对绿土的投资。绿土的方向是北极光一直比较关注的领域，在投资绿土之前，北极光已经看了这个领域三年。赵小松认为，郭庆华的履历，决定了他是站在技术最前沿的。谈及对郭庆华的印象，赵小松觉得他算是“一位技术和财商双高的教授”。

“这几年，我的思维模式改变了很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创新创意是第一，现在，客户的需求是第一位的。”郭庆华认为回国创业改变了自己。

但在硅谷做投资的 FusionFund 创始合伙人张璐看到，那里仍然吸引了很多人留下来，因为一些前沿性的技术仍然在那里诞生。

美国当地时间 2 月 6 日，伊隆·马斯克（ElonMusk）旗下 SpaceX 公司的新型火箭“猎鹰重型”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

在全世界的掌声和欢呼声都热情地涌向马斯克时，很少有人记起马斯克已经为此奋斗了 10 多年，SpaceX 最初的 1 亿美元投资也是来自于他本人。2016 年，SpaceX 猎鹰 9 号运载火箭在发射时发生爆炸事故，马斯克更是承担了巨大的外界质疑，当时不得不将个人股票作为抵押品换取贷款。还有他一直念念不忘的“火星殖民计划”，去年 9 月时，马斯克曾说到，将于 2020 年在火星降落两艘货船。

“硅谷的创业是绅士型的创业，井水不犯河水。中国的创业更加看重用户的价值，更快的迭代，创新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李开复说道。尽管他认为，过去 10 年时间，中国互联网成长非常迅速，诞生了很多原创模式，已从抄袭者变成了被抄袭者，但是如果说到企业级产品、开发者工具，比如“射月工程”、长寿技术、外太空探索、学术创新等等，美国还有很多值得学习、深度了解的地方。

同样，在 AI 领域，尽管中国市场上拥有更多的数据，更多的商业化场景，但是技术创新的中心并没有转移，同时也凝聚着顶尖的技术大牛。即便是中国的创业公司也会在硅谷设立实验室，来与最新的技术接轨。

熊伟铭认为，AI 领域里，谷歌的地位是比较难替代的。谷歌在 AI 领域的贡献是世界领先的，因为他们都在开创一些新东西，他们有财力、有意愿去投资于未来。但是中国的一些公司没有欲望去投资未来。

“说起人工智能，你们第一个会想到谁？”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汤晓鸥在一次会上问了观众们一个问题。一些观众客套地回答“商汤”，汤晓鸥说，不，是谷歌。

在君联资本投资副总裁吾雪飞关注的电动车、智能车领域，他认为大的产业变革也还是来自于硅谷，电动汽车这一波的浪潮是从特斯拉开始的，智能车是来自谷歌。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

吾雪飞认为，现在硅谷回国人才已经不是稀缺物了，缺的是一些科技大公司上关键岗位的人才。

对于这样的人，投资机构会愿意适当地放宽项目估值。

2017 年年末，深创投总裁孙东升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领域深创投偏好有应用场景的公司，人才是深创投挑选标的的关键，“像王博（指王孝宇）这样从硅谷回来、本身就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技术积累的我们肯定乐意投资。”

“中国市场大，现在创业环境又好，产业链很完善，容易获得外部支持，项目估值也会比美国高，干吗不回来呢？”赵小松说。北极光很早就在硅谷设立了办公室。

这是很多硅谷技术精英选择回国的原因。

吾雪飞也认为，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领域，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弯道超车机会。中国公司已经在某些点上进行了技术突破，比如显示屏、电池，有的做得比硅谷同行更好。

不过，在创业者看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AI 技术，尤其是一些基础技术的研发，硅谷现在仍然比国内要领先不少，但是，AI 这个行业能不能飞起来，现在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找到大规模落地的商业场景。”李杰说。

但他也担心，如果到最后，这些商业化的探索不如想象的顺利，这波 AI 潮可能就会沉积。很多人都说 AI 是不是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现象级应用，但是现在移动互联网真的是无处不在，AI 在多少时间内可以做到？

需要担心的还有巨头对赛道的挤压。在硅谷，被巨头收购的团队往往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国内，小团队一旦被收购，创始人可能就会出局。

李杰的创业项目是一个面向 AI+ 行业的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平台。在行业及应用场景的选取上，相较于互联网线上的诸多大数据领域，他选择了更偏传统的行业，比如零售业和金融业。他说，基于互联网的线上 AI 应用场景在国内存在着明显的数据壁垒和业务天花板。比如在电商行业，这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没有人能比阿里做得更好。

不过，和上一代的企业在本土业务壮大后，寻求国际化而屡屡受阻的局面不同，新入场的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有国际化的想法。他们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验，现在，成立 6 年的绿土已经把分公司开到了硅谷，产品卖到了欧美、日本和东南亚。郭庆华认为一家真正的高科技公司是要能够把产品卖到国外去。

“现在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时代。20 岁的时候没有焕发活力，你也很难在 60 岁突破。”熊伟铭说。

从谷歌回来的李杰把公司开在了腾讯总部旁边，他在公司对面租了间小房子。每天在两点一线间，寻找一个能让自己的人生几何级增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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